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弄潮丨马雅：日本能做到的，难道我们中国做不到？
背景介绍
1978年11月，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率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。这是一个近40人的代表团，副团长是北京、天津、上海几位管经济的副市长，顾问是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，成员有马洪（社科院工业经济所所长）、孙尚清（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）、宋季文（后来曾任质量协会会长）、徐良图（经委副主任）等，秘书长是张彦宁（经委综合局局长）。日方由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出面接待。
原题
资本主义的日本能做到的，
难道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做不到？
作者：马雅
对比引起的震动
整整四十年以前，1978年11月，東京。新大谷飯店裡回響著莫扎特的第40交響樂。那十八世紀末歐州人意氣飛揚、活潑躍動的旋律，在這豪華的東洋大廳裡激蕩，好像急促地倾诉着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日本人驕傲而奮進的心聲。連從來沒有多少機會欣賞西洋樂曲的馬洪，都為之一振。他由此得到啓示：無論哪一個國家、哪一個民族，都可能有機會，都可能趕上好時代。關鍵是能够抓住时機。
马洪是同邓力群、孙尚清、吴家骏等一行，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组织的中国经济代表团，来到日本考察工业企业管理。經過了近三十年的鎖國，特別是十年動亂，團員包括鄧力群，人人耳目一新，不但開了眼，而且觸發了嚴肅的思考。
邓力群留意到，同团来访的一位中国女翻译，是在日本长大的。她1950年代返回天津时，觉得比在日本横滨的生活好。而另一位在中国长大的日本青年，1968年回归日本，10年来他的工资已经涨了3倍。马洪却由此对比出，大跃进以前，中國與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不相上下，二十年過後，只有日本的1/4。1978年，日本的人均收入為7,020美元，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190美元，相差將近37倍。
回顾日本的经济，经过1950年代的准备阶段，到1960年代进入他们所谓的“起飞”时期。从1955-1976年，它的GDP增长了4.8倍，占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位。在此期间，日本职工的实际收入，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增长了2.1倍。日本的GDP，1966年超过法国，1967年超过英国，1968年超过西德，跃居世界第三位，仅次于美、苏。这些强烈的反差，使考察团每个成员的心情难以平静。
固然，那些年日本确实占了一些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的便宜：由于“日美安全条约”，日本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，节约了军事开支；又利用韩、越两战的机会，发了战争的横财；同时日本政局稳定，尽管内阁更迭，党争激烈，但对经济影响不大。这点从政府改组时，各部部长（官僚）纷纷替换，而“次长”（即副部长，管业务的专家）则大多留任上，也可见一斑。
然而，考察团的成员还是注意到，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，与日本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明智的方针和措施有关。
中国经济代表团参加日本第16次“质量月”活动，袁宝华致辞
日本政府在振兴经济中的作用
日本政府在各个不同时期，采取了有重点地发展经济的政策。二战后，日本战败，国家破产，人民没吃没穿，经济状况比中国解放初期还差。他们要解决吃饭问题，就首先发展农业。在填饱了肚子以后，又要有穿有用，就发展了轻、纺工业。但日本资源贫乏，没有原料，于是他们制造合成纤维和进口原料，经过加工后制成高级产品再出口；而因为国内市场小，只有依靠和扩大对外贸易，才能换回外汇积累资本。直等通过外贸财大气粗以后，日本终于有能力由轻转重，接下来发展石油化工、钢铁、汽车，以及后来的电子工业。
在考察期间，几乎每位代表团的成员都会听到日本人提及1960年池田内阁的《国民所得倍增计划》。这是日本一位经济学家根据英国工党失败的教训，向池田提出的建议。二次大战以后，英国工党号召老百姓勒紧裤带来恢复经济，结果人民丧失了积极性，计划未能实现。这位经济学家认为，英国的那套行不通；应当制定出一个计划，并向人民讲明白，当此计划成功以后，全国上下无论贫富，人均收入都可增加一倍；而计划的实现与否，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。这是由于这个计划调动了国民的积极性，全日本一鼓作气，提前完成了计划，使国民的收入成倍增长。这个计划的实施，对日本日后经济的高度发展，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起了推动作用。
日本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。日本政府，对经济的组织和管理，主要采用经济措施；至于什么该发展还是该限制，至于什么该提倡还是该反对，都是通过税收、利润、价格、利息等经济手段来实现的。但日本政府也不时发布一些“计划指导”，来进行疏导。除了前面提及的《国民所得倍增计划》之外，还有三次《国土综合开发计划》：第一次是要有计划地建立新的工业基地。第二次是要建立更大规模的工业基地，同时要把高速增长变为稳定增长。第三次是以改进工业基地的生活环境为主，对新建工业基地进行调整。
由此可见，日本经济的发展是有计划而循序渐进的。同时，日本政府还用“行政指引”的方式来进行协调，“规劝”某些过热的企业应当减少或停止其投资，以及建议竞争过于激烈的大公司合并等等。这说明日本政府对市场不是没有干预的。
邓力群（左3）随代表团访问日本企业
日本企业重在利润的同时，兼顾职工福利
日本的企业界在发展经济时，最注重的是经济效益。因为地少人多，他们不得不充分利用人多这个有利资源，不惜老本投资培训工人，提高劳动质量，从而提高产品的质量、增加新品种、降低成本，加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。由于天然物产的匮乏，他们又不得不进口大量的原料；可他们扬长避短，趋利避害，把这些进口的原料经过工艺高强的工人的精度加工以后，成为高级成品再出口，来换取巨额外汇。
众所周知，日本的汽车、电子诸种产品在世界上堪与美国、西欧匹敌，甚至更胜一筹，就是因为日本的质量保证了他们的竞争能力。日本经过原料加工制成的成品，在国内销售70%，出口30%；而这30%出口产品的价值，不但全部抵偿了进口原材料的费用，还净赚数十亿美元的外汇。
他们特别注意引进先进技术，主要是引进专利，而不是大量进口成套设备。对于设备，他们不是全买，是国内没有的才买，自己能制造的就不买；从少买到不买，从自己制造到出口。就这样，日本多出口就可以多赚外汇，有了钱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发展本国的实业，成为了相辅相成的两个良性循环。
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，日本资本家还把企业的利益同工人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，以刺激生产积极性。对此，他们挖空心思，手段不一而足。首先是“终身制”，只要工厂不倒闭，通常不解雇工人；提倡“家族主义”，工人一般不跳厂，因为跳厂后一来个人在社会上声誉不好，二来工龄还得从头算起；何况工人一旦失业，通常很难再找到其他工作。这种就把劳资利益捆绑在一起，使得工人对厂方很“忠心”。
其次是“年功序列工资制”，即工资的一半取决于工龄，另一半取决于学历和能力，这使得工龄长短和实际贡献的大小都与工资挂钩。另外，实行奖金制：企业每年发两次奖金，虽然其数量取决于企业经营的好坏，但奖金数相当于两到六个月的工资。日本职工的工资通常用于日常开销，奖金则积蓄起来，用于买房、子女教育或退休养老等高消费。还有“提案奖”，职工如有突出贡献，企业有重赏；在这种情况下，企业事先摸底，了解到某人也许想换部新车，某人也许要替女儿办嫁妆，于是相应地往工资袋里加钱来奖励。
在福利制度上，企业提供低价房租和医疗保健基金，这基金一半由职工出，另一半由企业出；职工看病不需另外花钱，家属看病则缴半费。考虑到日本医药费用的昂贵，这项福利很重要。另外，日本交通的拥塞举世皆知，所以，即使职工自己有私车，上班也多用公共交通，企业便将月票钱全额报销。总之，从表面上看，资本家给职工涨工资、发奖金、加福利，实际上不但没亏本，反而得到甜头，赚了大头。
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，日本统治阶级对劳资关系态度相当谨慎，这点从收入的差别上可以看出一二。首相的收入，为职工平均收入的10.3倍（1978年日本工资收入者的平均收入为246万日元）；国会议员和县长（相当于中国的省长）的收入，为职工平均收入的5.3倍，有的县长只有4倍。日本的工资收入者，约占全国人口的1/3，其中：年收入在100万日元以下的占10.3%，101-200万日元者占34.5%, 201-300万日元者占29.8%，301-400万日元者占14.1%，401-500万日元者占5.7%，501万日元以上者只占5.6。其结构是两头小，中间大，缓和了阶级矛盾。
日本的资本家为了赚钱得利，还重视做人的思想工作。他们对职工进行家访，对于谁住在哪里，家有几口，配偶做啥，子女上什么学校，都心中有数；还不时请客为职工祝寿，不时办“恳亲会”请职工全家吃饭，或到风景区一起野餐；逢年过节再开一次“忘年会”，慰劳恳谈，既往如有不爽，趁机一笔勾销。总之，资本家为了自保，对职工宣扬“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”，这是他们的一门大学问。
马洪（对面左1）在日本考察，1978年11月
日本企业管理和技术引进的特点
既然这次访问是为了考察工业企业的管理，所以，对日本企业管理的考察，自然成为考察团的重点。
日本的企业管理，从组织上大体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全公司统一经营、统一核算，管理权限比较集中的。这类企业的产品种类比较少、大量生产、连续生产；为了便于在不同工厂灵活机动地分配获利水平不同的生产任务，全面地调动各工厂的积极性，因而采用统一核算的方式，例如新日铁和丰田就是这类企业。另一类是实行事业部制，以事业部为单位独立核算，管理权限比较分散，实际上是经营管理上的分权制。这种方法战后由美国引进，是日本工业管理组织上一项很重要的改革。这类企业产品种类比较多、各种产品之间差别比较大，特别当经济高涨时，为了适应生产高速发展的需要，往往采用事业部制，东芝和松下则属于这种类型。
如此这般，日本的企业灵活多样，不拘一格，因而适应性强，可随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生产。代表团进一步观察到，日本的企业各级的职责、权限和分工明确，实行各级首脑责任制。而且企业之间采取合同方式，强调信用，发挥的单位的协作关系。
而归根结蒂，日本企业管理的核心还是抓利润。他们采用市场预测的方法，以销定产，产销结合，日本人称之为生产推销计划，其实这体现了计划同市场的关系。为此，他们设立了庞大的推销机构和先进的商业情报中心。各大商社都有国际情报网，可在几分钟之内，将世界的商情收集起来，根据最新的信息，争取扩大订单，及时调整生产计划。这样密切的产销结合，既避免了短产和拖期交货，也避免了盲目超产，造成积压。
日本的企业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：“好的产品是生产出来的，而不是检查出来的”，因此他们提倡“品质第一，用户第一，预防第一”。为了能使日本有“世界上第一流的产品”，他们采用严格的测试手段，但凡不合格的零部件都不准进入下一道工序；而且召开消费者大会，让顾客公开评价产品，进行市场监督。他们在坚持高质量的同时，还鼓励增加新品种。新品种的性能不但要改进，还力求不涨价，甚至减价。这一切措施都是为了保持日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。
由于日本国土狭小，资源贫乏，为了在国际竞争中求得国家和民族的生存，除了发展技术之外，别无他途。所以他们有句口号：“一个好的企业，首先是优秀的工人、优秀的技术人员、优秀的管理人员组成的优秀技术集体”。也就是说，没有设备可以买，没有资金可以借，但没有人才则万事皆休。因此他们特别重视“能力开发”，肯花大钱，出大气力，并以本企业出了人才为骄傲。他们培训职工的办法有三种：现场学习，业余学习和脱产学习，而以现场学习为主。
新工一般是高中毕业生，进厂后不但有至少半年的专业训练，还要受厂史的传统教育。为使职工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，职工被分成五层：“新入层”（1-2年），“一般层”（3-5年），“中坚层”（6-9年），“棒心层”（10-14年），“监督层”（15年以上，此层相当于中国的工长水平）。对干部的培训，则更注重管理和专业技能，以便获得全面经验以后再往上提拔。厂长一级干部，则包括脱产培训，出国考察等等。
日本企业以上所作所为，无论是不拘一格的组织形式，是强调质量第一，还是职工的能力开发，其终极目的都是追求高额利润，用最小的资本，做最大的生意。以大公司日产汽车公司为例，1978年它的资本额为665亿日元，但产销额达到22464亿日元，相当于其资本金额的34倍以上；再如小工厂芝浦钢板加工厂，1977年它的资本额是3亿日元，但它的经销达115亿日元，为资本金额的38倍。另据日本兴业银行1978年对874家大中企业的调查，企业自有资本仅占全部资本的16.4%；负债83.6%，其中向银行借款占38.4%，其他乃企业之间互相拖欠。显然，资金越少，营业额越多，成本就越低，利润就越大。
日本经济的振兴，还颇倚重于技术的引进，其中有几个特点，也很值得借鉴。他们在引进技术的同时，重视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。他们对此有一个认识过程。当初从美国引进了不少设备，但劳动生产率、成本、质量都赶不上美国，还是竞争不过。后来，他们接受教训，翻译书、请专家、派厂长和专家去国外学习，提高了管理的水平，终于真正见了效果。日本的企业管理，方法上注重数学方法、统计方法和分析方法的运用。在管理手段上，应用自控系统，包括电脑。
尤其令人重视的是，他们成套设备买得少，更多地买专利和图纸，通过仿制，在仿制过程中加以创新，从而把本国的工业带动起来；他们基本上是用外国的专利和图纸，尽量用自己的工业把设备制造出来，同时加以改进；在取他人之长的同时，逐渐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，终于从引进技术发展成输出技术。他们很注重根据本国已有的基础，来改造和创新，因此技术具备自己的特色。
访日归来的思索
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。尽管追求最高利润是资本家的本性，然而，日本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代理人，仍然费尽心思、使绝了招数地笼络人心，来维护本身的阶级利益，来维持其对人民的统治。
中国与日本有制度的不同。而当时，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起点。国际上，韩战、越战那样耗资几百亿军费的战争局面已不复存在；被美、苏两霸夹击的凶险形势也正在消失，这样好的国际环境百年不遇。在国内，连年的折腾，尤其是十年浩劫，使得举国上下，人心思定；而环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进步，中国人民已经对自1958年以来天经地义的“以钢为纲”“以粮为纲”的经济指导方针重新评价，并且对以前照搬照抄苏联产销脱节的那套计划经济，也开始反思。百废待兴，这是一个空前未有的历史机遇。
多年的闭关锁国、夜郎自大、抱全守缺，却使当时的中国处于相对的经济劣势。作为一个大国，中国应当有走出去、引进来的襟怀。所以，考察团才去日本访问。而在日本的考察，使成员们达到这样几点共识：发展经济必须讲求经济效益；必要时政府可以对市场进行干预；发展生产的同时，应当注重人民的福利；根据自己的国情引进外国技术，从而进一步改造和创新本国的技术。
中国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，这乍听起来是一句老生常谈，说的却是千真万确的大实话。中国人口是日本的8倍，领土是它的26倍。当勤劳、智慧的中国人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发挥起来，当中国巨大的潜力被真正挖掘出来的时候，资本主义的日本，哪里可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日而语？这便是邓力群、马洪、孙尚清、吴家骏当年的预见。他们做了认真的调研，然后把他们的观点写到《访日归来的思索》这本简明而严肃的书里。四十年后今天读来，仍让人思索。
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，图片选自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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